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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戰爭時期臺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

一、前言
歷經明治維新，積極模仿、學習西方，遂而變身為現代國家的日本，從一開始即採取富國強兵政策，對亞洲鄰國進行軍事擴張行動。特別是清日、日俄兩次戰爭，日本打敗了傳統文明古國清朝以及白人種俄羅斯，信心大增，從而深信戰爭可以做為解決國內問題的手段，也就逐漸發展成為軍國主義國家。其後，從一九二○年代末期開始，因世界性經濟恐慌而造成內部矛盾日益嚴重之際，日本更進一步引發了滿洲事變（一九三一）、全面入侵中國（一九三七），以至開始南進（一九四○）及挑起太平洋戰爭（一九四一），一路走上擴大戰事之途。

相應這些變化，日本不僅在國內同時也在殖民地各處，建立起戰時動員體制，並為總力戰的推動預作準備，開始建構後方意識形態：如中日開戰之後，「東亞新秩序」、「新體制」、「大東亞共榮圈」等政治論述的建構，以及為推動此類論述的各種說法的制定， 即是著眼於此。其中文化部門會受到日本的特別重視，是因日本體認到發動思想戰爭時，殖民地人力動員的重要性，因而開始把臺灣從殖民地概念，收編為直屬日本帝國的一個地方。而臺灣文學被收編為帝國的一個地方文學，或者相應日本內地的一個外地文學，卻也承擔了必須響應戰爭動員國策要求的任務，皇民化文學也就順應產生。

如此，戰爭時期的臺灣文壇，無可避免地必須受到當代支配論述的影響，這其中，作為戰爭文化邏輯的外地文壇和地方文化建設主張最為明顯。當時無論是日本人、臺灣人作家或批評家，都以作為日本帝國的外地來思考臺灣文學和文壇的建設方案，並以實際創作付諸實踐。他們認為必須與中央文壇有所區別，建設具有外地和地方特色文學的主張，如以題材來看，可說得上是臺灣中心主義，但從其思想內涵來看，被收編的臺灣文壇顯然是以日本精神為依歸，亦即以建設大東亞文學為宗旨的日本中心主義。

也就是說，戰爭時期作為外地、地方文壇的臺灣文學，不再是從一九二○年代以來，由臺灣作家所建立，用以描寫殖民支配下臺灣人生活經驗的新文學，而是變身為日本帝國文學的一支，即如何以臺灣所具有南方、南島的地區特性，對大東亞建設做出貢獻為主要焦點的所謂國策文學。依據殖民當局的文化政策，進行皇民文壇的組織改造；雖然各個文人針對這個國策提出的意見不盡相同，但是強調文學和文化的力量，並加以美化的審美化策略，卻已成為該時期文學論的共同樣貌。所謂審美化概念，主要係參考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批判法西斯主義美學時使用的「政治審美化」，它指的是透過「美」、「崇高」、「道德」等形象，進行所有生活的藝術化，來達到大眾動員的文化策略。例如藉由火焰和爆破場面及其聲音的壯觀，來遮蔽戰爭的殘酷真相和痛苦聲音，以崇高、莊嚴的美學刻畫一切帶有破壞及非人屬性，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大眾欺瞞術。 此見解進一步可解釋為法西斯主義的藝術策略，也就是用藝術的靈光（aura）來壓倒大眾，同時將現實世界作為審美對象，並賦予它一次性且又崇高的藝術靈光，此時大眾將淪為被動的接受者。如此用藝術力量來掌握大眾心理的策略，就是「政治審美化」的主要概念。

本文參考此法西斯美學的概念，以日據末期臺灣文學論和小說作品為對象，找出潛伏在文學論的審美化策略，並加以考察臺灣作家的小說所呈現的審美化傾向。相信這個角度可以把皇民化時期的文學論和小說，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觀察，進而思考文學和權力之間的美學問題。